在谈货币与税收之前，先来玩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吧，简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是对是错。

　　首先，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政府必须为其开支提供资金；其次，税收的作用是为政府开支提供资金；第三，联邦政府从私营部门借钱来弥补预算赤字，从而避免“印钞”的通货膨胀效应；第四，通过预算盈余，政府能帮助降低利率，因为更多资金可用于私营部门的投资项目；第五，持续的预算赤字将使后代承受通货膨胀和高税收的负担；第六，目前的预算盈余将有助于建立必要的资金池，以应付未来几年人口老龄化将对卫生和个人护理服务提出的要求。

　　这六个问题，有经济学知识的人，大概多数都会给出肯定答案。但是出题目的人——美国经济学家L.兰德尔。雷一脸粲然地告诉大家，以上全不对，你们真是大错特错。他的分析框架，是基于现代货币理论。

　　其著作《现代货币理论》的写法很刻板，内容却很刺激。可怕的不是他堪称偏执的主张，而是他可能洞见局部的真相，即某些政策执行者的看似偏执行为背后偏执的理念。在他看来，预算平衡之类观点，在一些经济学家之类眼中，只是一种合法性来源，甚至如同大洪水一般的史前记录，时不时用来作为禁忌恐吓一下无用的官员以及无知的大众。

　　经济学虽然标榜价值中立，但却往往因为观点会分为不同流派。以对货币的态度而言，主张回到货币的非国家化甚至金本位死硬奥地利学派大概属于最右派，雷之类主张国家可以随意创造货币以及货币的国家结构大概属于激进的左派，二者可谓泾渭分明。作为思想而言，这样的博弈与对峙非常有趣，但事实上的政策建议可能只能取法乎中，毕竟货币如此重要到不能给中央银行，也不能给任何人。

　　雷的理论，算是直白地打破了货币与税收之间看似不相关，实际上紧密联系的关系。谈货币，其实不能不谈税收。税收和货币的关系，看起来远，其实很近。在解析税收和货币之间关系之前，可以先看看税收如何诞生，这方面历史可以给予一切启发。

　　“税，租也”，联系经济学里面租金的概念，所谓税收，其本质就是执政者收取的保护费。我在中国货币史新书《白银帝国》中指出，金融范畴中的财税相生相伴，财税被认为是普天之下财富的流通与再分配的源泉，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财税才是真正的历史。财税体制的落后，明清为最。不过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过去尤其是明清，税收额度并非很高，“税重民穷”的刻板印象以及因果逻辑其实存在误读。以明代为例，明史专家黄仁宇指出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平均一般都在10%以下，对比之下，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而17世纪末的中国和英国，其人口相差30倍，但是税收总额几乎相当。

　　雷的看似前无古人的税收货币一体的理论设想，其实中国人在古代已经部分实践过。正如我在《白银帝国》中记载，中国古代诞生了最早的纸币交子，随后几个朝代都努力以纸币代替白银，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失败的纸币创新说明了什么？金融系统往往是因国家财政需求而发展，这也注定了金融系统发展的短板。货币更是如此，中国纸币的试验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博弈。金融本质是信用，正因如此，专制时代的金属货币对于民众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纸币试验只有在能保证遏制政府的贪婪之手的政治体系之中才可能成功。回到本源，金融本质是信用，而社会信用反过来也决定了金融系统的能量与范围，最大程度让金钱加快流动速度正是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这种信用必须依赖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共同护持。金融的发展，也意味着信用的跨期间、跨个体的交易转让，这种交易关系依赖于对个体权利的维护。

　　那么雷的框架有什么问题？在雷的框架中，他强调货币作为信用索取权的特性，认为不论货币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对支付的承诺，而最基本的货币交易都有其信用基础。既有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对于货币的理论，更关键还有克纳普的影响。克纳普（Georg Friecirich Knapp）是出生于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其著作《国家货币论》中即主张国家和法律对于货币的决定意义。问题在于，如果征税不是为了支出，而是为了回收货币，甚至为此维持货币合法性，那么谁来维持征税的合法性甚至国家介入经济的意义？国家行使这一权力，如何谨慎使用，将决定国家享有这一权力有多久。

　　货币究竟是什么？货币驱动的本质真的是税收？货币理论的边界或者说思想的边界在哪里，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的思考不仅是反传统的，更是石破天惊式的。那么运用这种思想的时候，是否应该预设一个边界。套用明斯基的老师兰（Lange）对于明斯基的告诫（明斯基后来又把这个观点给了雷）：“思想可以开放激进，服装还是传统的好”，那就是思想可以激进，行动还是渐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