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到底是轻还是重，这是当前国内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宏观税负水平的统计差异与统计口径有关，国内对宏观税负的统计和使用并没有统一口径，政府倾向于用小口径，而社会上则倾向于用大口径，因此造成了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

　　按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即不包含土地出让收入，2012至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8.2%、28.6%、28.8%和29%，如果计入土地出让净收益（不包含成本补偿性费用），2012至2015年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分别为29.3%、29.9%、30.2%、30%.不过，上述数据比IMF统计的2013年各国宏观税负平均水平38.4%、发达国家平均42.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要低。

　　既然宏观税负按照严谨的计算方法来看并不算高，那么民众的“税收痛苦”感觉从何而来？在我们看来，除了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税制结构问题。

　　国内目前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以2015年为例，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四类税收的流转税，在全国一般预算收入中的占比约50%，是政府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中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对政府来说，间接税具有不少优点：

　　（1）间接税几乎可以对一切商品和劳务征收，征税对象普遍，税源丰富。

　　（2）间接税是从商品价格或劳务收费标准为依据予以课征，只要商品和劳务一经售出，税金即可实现。

　　（3）间接税的计算和征收，无须考虑到纳税人的各种复杂情况并采用比例税率，简便易行。不过，对纳税者和税收公平来说则不然。

　　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论经济增长高低，不论企业经营情况好坏，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成本高低、有无盈利以及盈利多少，只要出售商品和劳务，一律可以征收。这意味着，企业的整个生产和运营过程都处在间接税的笼罩之下。虽然间接税可以向终端消费者转嫁，但在生产过剩和互联网商业时代，向消费者转嫁税负的空间正在变小。关注生产和经营过程的间接税制度，无疑加大了企业和民众的“税收痛苦”。事实上，在中国，居高不下的“税负痛苦”已经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种重要负担，一些企业在高税负下长期亏本经营。

　　中国的税收收人结构和税收来源结构，能够更加具体地反映出这一点。根据高培勇的研究，在税收收入结构中，2013年，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间接税收人的占比达64.2%.若再加上间接税特征浓重的地方其他税种，整个间接税收人在全部税收收人中的占比超过70%.来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收人占比仅为26.2%.间接税收人与直接税收人之比大致为70：30.再看税收来源结构。2013年，在全部税收收人中，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公司、私营企业等企业所缴纳的税收收人占比达90%.此外，来自非企业来源即自然人缴纳的税收收人占比不足10%.企业来源收人与自然人来源收人之比大致为90：10.如果剔除包含在自然人来源收人中的个体经济税收收人份额，则属于纯粹自然人来源的收人占比仅为6%左右。企业来源收人与自然人来源收人之比，则大致为94：6.

　　上述两个结构显示，中国现行税制格局的中，70%以上的税收收人来源于间接税；90%以上的税收收入来源于企业，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中国税收负担首先落在企业身上；只有大约6%的税收收人来源于自然人缴纳。这种向间接税一边倒、由企业“独挑”税收负担以及自然人纳税少的现状，与当今世界的通行税制结构格局迥异。直接税比重偏低是我国税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使得处在商品生产和服务生产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纳税负担，削弱了企业发展壮大的能力，也削弱了企业向个人支付更多收入的能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生产制造业大国来说，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对企业无疑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抑制作用。

　　未来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从减轻企业税费、清理乱收费、降低融资成本等多方面着力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还需要从税收体制上进一步推动结构性的减税，调整税收结构。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税收改革需要面向消费社会来调整税收结构，从目前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向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转变。从政府目前的改革趋势来看，未来增加个人所得税和开征以房地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将成为未来税制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这种改革可能受到个人纳税者的抵触，因此这类改革也需要建立起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个人财产权利更加完善的法律保护。

　　税收结构问题是中国当前税制中的突出问题，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对企业发展起到了结构性的抑制作用。未来的税制改革将从间接税为主体转向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将成为重要的改革对象。与此同时，中国要对个人财产权利有更加完善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