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是源于后危机时代的周期性影响还是长期结构性变化趋势？未来中国经济可以保持多高的增长水平？稳增长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召开第163期“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就CF40内部课题报告“中国增长潜力研究”发表了主题演讲，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等部门和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论证会。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是长期的趋势，当前的财政政策应从刺激需求转向供给侧改革，金融机构应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主要任务。长期来看，需要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来加速推动改革，通过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升。

　　1、从供给侧角度分析我国潜在增长率变化

　　随着劳动人口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是长期的趋势。对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解释和未来走势的判断，一直是国内外高度关注和广泛争论的问题。从供给侧的角度分析，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变化是影响长期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从跨国比较来看，初始劳动生产率越低的经济体，由于存在“溢出”和“学习”的“后发赶超”效应，劳动生产率增长越快。当劳动生产率增长到接近前沿经济体的水平，后发赶超优势将逐渐减小，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将不断下降。通过对我国劳动生产率的预测，可以估算中国未来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下：2016-2020年间为6.36%左右、2021-2025年间为5.57%左右、2026-2030年间为4.86%左右、2031-2035年间为3.97%左右、2036-2040年间为3.28%左右。加上人口增长趋缓以及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小，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劳动生产率包括人力资本的增长（更多和更高教育水平的适龄劳动人口）、物质资本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研究显示，2008年以来中国物质资本投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政府大规模刺激计划以及相关宏观政策所导致的投资大规模增长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近年来经济增长下滑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双重下降。1978-2007年间我国生产率年平均改善速度约为3.55%，而2008-2014年间生产率的年平均改善速度仅为1.97%.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全民普及“义务教育”政策已实施多年，使得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更高，因此，提升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2、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建议

　　过度投资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财政政策应从积极投资转向到落实减税。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首先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继而出现在总书记的讲话中，可见其重要性。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则没有定式。

　　在2009-2011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是投资高速增长。但此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速度还不及2008年前的平均增长速度的一半。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投资过度，效率较低且占用大量资源，增加了效率相对较高的生产活动所面临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抑制高效率的生产活动，进一步降低总体效率。财政支持的高投资不具备可持续性，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增加很快，经济中隐含的风险上升。因此，不能仅针对需求侧使用周期性政策手段，更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弱挤出效应，降低要素成本。唯有投资效率的持续改善才能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建议财政政策从积极支出转向落实减税，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减少政府干预和严格执行预算法，更好地控制地方债务。

　　二是降低社保缴费率，简政放权，降低或取消企业面临的各种收费，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三是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按照“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要求，深入推进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等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以此提升人的劳动生产率。

　　让金融体系回归资源配置的本质，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规模地提高政府投入可能导致政府投入和民间投入的失衡，政府投入在许多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可能不及民间投入。根据我国的情况，可以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往资源配置就是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未来这种疾风骤雨似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法的效果会变得越来越微弱，资源配置将会更加细致，进入到产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行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研究显示，如果把我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把生产率提高1/3-1/2的水平，这是非常显著的改进。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恰恰就是“1/3-1/2”，来自于企业的生生死死，即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面对严峻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建议让金融机构回归金融的本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主要任务，而将其他社会责任更多地交给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需要提高金融机构的独立性，改善金融机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激励，不要给金融机构下达不合理的利润指标，这才有利于金融机构主动暴露和处理坏账，防止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持续为僵尸企业提供资金。有效的金融系统才能筛选出有生产效率的企业，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才能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户籍改革能立竿见影地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同时要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来加速推动改革。首先要让决策者知道改革会带来红利，选择效果明显、立竿见影的改革领域先入手。其中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快速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户籍改革是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享受到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避免农民工过早地退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市场。户籍改革不但可以改善城市人口结构、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让资源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还可以创造新的消费群体、提振内需，可谓“一石三鸟”。

　　然而由于改革作为公共品具有外部性，推动改革需要考虑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所带来的激励问题。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进城，都需要地方政府出钱，但改革红利并不全归地方政府所有，改革成本的支出者和获益者之间不对称，这会影响改革的推进。例如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对城镇化的贡献仅为26%，而有53%来自于改变区划的“就地城镇化”。后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并没有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去年五中全会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指标要从目前的38%提高到2020年的45%.在指标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大力推行“就地城镇化”，使得该指标在过去一两年里提高得很快，成为城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实际上农民工落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要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让改革成为机制导向而不是指标导向，让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本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个人、企业之间合理的分担。只有这样才会实质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持中国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