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深刻认知并严格遵从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客观规律，由此来谋划和推进改革。

40年税收改革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和整体发展咬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脱离过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和发展的轨迹。

站在新时代平台上，从现代税收文明的高度研究、布局税制改革，才能建立与国家治理战略相匹配的税收体系。

加快建立现代税收制度，高质量推进税收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税收改革的必由之路。

回顾过去，税收改革40年取得怎样的成果，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展望未来，税收前行方向是什么？新年伊始，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

税收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回顾过去40年所取得的财税体制改革成果，高培勇认为，“迄今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之所以成功，从根本上说来，是我们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深刻认知并严格遵从了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谋划并推进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棋局，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由此展开。

高培勇认为，有别于以往围绕税收总量增减而定改革方案的做法，新一轮税制改革设定的前提是“稳定税负”。其目标，就是在“稳定税负”的前提下，通过“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基于这一目标所做出的部署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从2013年11月到党的十九大，在为期近4年的时间里，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在税收制度改革领域，作为间接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营改增全面推开并简并了增值税税率，资源税改革顺利推进，消费税征收范围逐步拓展。2018年1月，环境保护税正式开征。

与此同时，以颁布《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为标志，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开始启动。目前，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平稳顺利进行，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税收改革40年的基本规律

40年间，发生在税收改革领域的事项数不胜数，改革成果十分显著。这其中，究竟有无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循？

高培勇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40年税收改革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和整体发展咬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脱离过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和发展的轨迹。”

回顾40年改革开放历程，高培勇认为，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2012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入新时代的征程。也是在这一年，延续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结构和动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还是从这一年起，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联动，作为一种历史的选择而提至我们面前。

以2012年为界，高培勇把中国40年的税收改革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2012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税收呈高速增长态势。这一时期税收改革的规律，就是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要求，税收发展逼近公共化的过程；二是2012年至今，伴随全面深化改革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一系列深刻转换，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这一时期税收改革的规律，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税收现代化，即税收现代化该如何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

高培勇说，总体而言，40年来，税收改革事实上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索，这就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不断地对税收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适应性变革：以“税收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税收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公共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现代税收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是我们从这一适应性改革历程中可以获得的基本经验。

站在新时代平台上讨论税制建设

对改革取得的成果和基本规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后，该如何遵从规律，定位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前行方向？

“站在新时代平台上讨论税制建设”，高培勇认为，讨论税制改革主题，“新时代平台”是关键。站在新时代平台上，从现代税收文明的高度研究、布局税制改革，才能建立与国家治理战略相匹配的税收体系。

第一，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关系全局的战略考量。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任务、新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去讨论税收领域问题，制定税收大政方针。

第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需求侧讲，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过渡到了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意味着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除了物质文化，还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这种需要所面对的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不仅是市场方面的，而且包括政府方面的，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面对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税收制度的供给平衡充分吗？从这个意识出发，会知道税制改革中该做什么。

第三，新的改革目标。中央政治局近期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和以往改革开放有何不同？就是改革目标上“五位一体”，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改革，集中起来就是通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总体目标条件下，税收制度改革当然也得瞄准现代化的目标。

第四，新的税收职能。以往的税收被定义为经济范畴，税收制度被视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但今天的税收已经延伸到了国家治理范畴，税收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当把税收问题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上定位，税收职能就要作出调整。比如，税收优化资源配置不再只是优化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而是优化国家治理视域范围之内的资源配置；要以税收制度统一带动整个市场体系统一，这时税收制度的统一不能仅着眼于自身，还要讨论它的“左邻右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再只是通过税收调节保证经济稳定发展，而是延伸到了保证整个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从这个视角酝酿税制改革，视野更开阔，体系会更周全。

第五，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表现就是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税收制度改革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新发展理念，注重税收的质量和效益；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接起来，解决税收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

加快建立现代税收制度

站在新时代平台上，从现代税收文明高度布局税制改革，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难点是什么？

高培勇认为，将新时代税制改革目标落到实处的几乎唯一选择，就是走税制结构优化道路——在推进间接税改革的同时，实施直接税改革。以直接税的逐步增加对冲间接税的相应减少，以自然人税源的逐步增加对冲企业税源的相应减少。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改革，不仅关系到税制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而且事关地方税体系建设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税改革就是地方税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就是健全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也就是重塑以“分税制”为灵魂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新格局。可以预期，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尽快采取措施，让以个人所得税等税种为代表的直接税改革“破茧而出”，进而推进以“健全地方税体系”为重点的税制改革进程，绝对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从这个角度讲，直接税改革实际上是推进税制改革的根本，也是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入手处。

对于2018年推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高培勇认为，这是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是呼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时代所作出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改革。他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稳定税负，在稳定税负前提下增加直接税比重。我国走的税制改革道路是一个间接税比重逐步下降、直接税比重逐步提升的道路，这是长期大势。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目前占我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不大，随着个人收入的普遍增加，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会提高。

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此高培勇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两大手段一是减税，一是增支。经济形势的变化恰恰凸显了税收的重要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在谈到税收政策时，原来更多强调结构性减税，现在又加了一个词——普惠性减税。普惠性减税是奔着扩需求去的，结构性减税是奔着降成本去的。扩需求与降成本要彼此兼容，长期与短期要彼此兼容。无论强调哪一方面，税收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

最后，高培勇总结说，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给税收定了位：税收制度是所有经济社会制度当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税收是所有政府职能当中最基本的政府职能，税收所涉及的关系是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关系链条当中最具牛鼻子意义的关系链条。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建立现代税收制度，高质量推进税收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税收改革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