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引发社会热议。

　　根据此次发布的内容，扣除项目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这些抵扣项目，针对的都是当下中国老百姓的开支大头，目的是更大程度降税，减轻老百姓负担，藏富于民，刺激消费。

　　此轮个税改革中，呼吁声音很高的是按家庭计税。这是因为按个人收入征收个税，必然把一些家庭人均收入并不高的纳税人划入高收入范围，征税过重，失去公平性。或许限于各种条件，此次个税改革，基础性的征收制度，仍然是针对个人的。这可以理解。如果在专项抵扣中，能把家庭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也许会更切合实际。事实上，此次抵扣细则中，的确有不少抵扣项扩展到家庭范围。

　　比如，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就包括了纳税人赡养的60岁（含）以上父母，以及其他法定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同样的，根据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办法，纳税人的子女在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期间相关支出也可以扣除。这都是从家庭角度考虑抵扣问题。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个人高收入，未必等同于家庭人均高收入。一个家庭，丈夫上班，月收入4万，妻子不上班，在家全职带两个孩子，此外还要负担两个老人。另一个家庭，夫妻都上班，每人的月收入2万，养育1个孩子，没有赡养负担。前一个家庭，人均收入约6600元；后一个家庭，人均收入约13000元。后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高得多。但在现行的针对个人征收的制度下，前者要交的税多得多。现在，通过扩展到家庭的抵扣，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的不足。

　　所以，某种程度上，此次抵扣细则的出台，是在按个人征收的基础性制度上，向按家庭征收的转变。可以视为一个预先尝试性的、过渡性的政策。如果这个理解成立的话，那么此次抵扣政策的意义，就超越了抵扣本身，指明了未来个税改革的方向。

　　但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最重要、最急迫的应按家庭征收的领域，此次征求意见稿并未涉及。

　　大病导致资金链紧张，因病致贫的情况在生活中时常发生，所以本次意见征求稿，涉及了大病扣除的情况。但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由纳税人本人扣除。这就意味着，仅当纳税人自己患上大病后，才能享受扣除。

　　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从概率上讲，纳税人处于壮年，往往是最不容易得病的时期。但是，由他们抚养的孩子、赡养的老人往往更容易罹患大病。孩子没有收入，老人依靠退休金，都不需要纳税，因此也就享受不到大病抵扣的好处。而且，纳税人本人在不幸罹患大病后，往往会失去工作，或者收入降低。从这个角度说，针对本人大病的专项扣除，实际意义大大降低。大部分情况下，一人患上大病，往往意味着全家人一起凑治疗费。所以，大病专项扣除如果可以扩展到直系亲属，更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

　　大病抵扣扩展到家庭，与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的费用扩展到家庭，是出于统一逻辑。如果赡养老人、养育子女可以抵扣，但他们患上重疾却不能抵扣，逻辑上说不通，也会产生出新的不公平感。

　　从技术角度看，人工智能、大数据、金税三期工程等技术手段，极大提升了税务部门的征收能力。同时，也正是因为系统能够识别出纳税人的子女与老人，才能实现子女教育与赡养老人抵扣。那么，把大病扣除扩展到直系亲属，并无技术上的困难，也几乎没有识别上的成本。技术的进步，不应该仅仅用于提升计征能力，还应该用来更好地惠泽百姓。所以，大病扣除应该且可以把家庭包括进来考虑，从实际效果看，也能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向家庭计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