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政府花钱，比如通过增发债券；另一方面企业去花钱，比如减税。目前来看，政府花钱的效率很难说比企业高。因此从花钱的效率来讲，确实有减税的空间。

　　中国的税费主要高在社保缴费上。根据世行数据，中国企业综合税率排名12/189，其中社保税负排名2/189。对企业来说是负担，对老百姓来说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减少。

　　防风险、降杠杆、稳增长，多重目标之下，让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更加复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协调配合，成为“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的一个热议话题。9月16日下午，在一场宏观政策协调的分论坛上，多位经济学家对“宽松还是减税”各抒己见。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等经济学家均认为，当下减税相比货币政策更有空间。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则强调，货币政策目前已经足够宽松，但向信用传导的通道亟须进一步疏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不应陷入宽松还是减税的单边选择的逻辑陷阱中，宏观政策要兼顾就业的充足性、稳定性和平衡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提出宏观政策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宏观政策要留有空间。

　　降税费已是当务之急

　　胡祖六表示，中国经济面临国内和国际环境比较显著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企业都期盼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刺激，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刺激措施，但未来到底是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特别是减税方面更有空间？他更倾向于减税。

　　胡祖六认为，通过国际的经验来看，减税是应当重点优先考虑的政策，也是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打基础。

　　梁红在发言中指出，降税费已是当务之急。在她看来，中国的税费主要高在社保缴费上。根据世行数据，中国企业综合税率排名12/189，其中社保税负排名2/189。对企业来说是负担，对老百姓来说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减少。

　　不过，胡祖六认为，中国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因为，只有在经济系统和主要市场都是在比较充分竞争、透明的条件下，市场参与者、企业、百姓才都是相对理性的。如果处于一个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政策能够采取宽松政策、减税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这样是管用的。但是，中国目前还是在转型过渡期，不是充分的、真正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长一乏力，就搞刺激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太短期和急功近利，即便是短期拉高了GDP增速，也将带来更多的问题。在他看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要配套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经济政策和中长期的改革措施结合在一起。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亟待疏通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带给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去杠杆转向稳杠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从中性偏紧转向更加强调流动性合理充裕。在专家们看来，目前市场上不缺流动性，而是缺乏货币向信用传导的通道。

　　王庆表示，货币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信用债市场，信贷市场仍有待复苏。在央行引导商业银行购买信用债后，债券市场信用利差已经大幅降至低位区间，但数量更大的信贷市场仍未复苏。在他看来，目前宽货币的效果有限，表明货币向信用传导的机制存在问题。

　　2018年上半年以来，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中性的基调中，更强调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央行多次通过定向降准、MLF（中期借贷便利）等手段，呵护市场流动性。监管者希望通过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不过，连续几个月来，央行发布的信贷数据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人民币贷款增速低于预期。最新数据显示，8月新增社融企稳向好，但企业中长期贷款仍未放量。

　　沈建光表示，货币政策宽松似乎并未带动宽信用。据传近日央行向数家大型商业银行开展定向正回购，回收流动性，这显示8月中国大型银行流动性充裕，但放贷意愿不足。同时，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出现倒挂，在此情况下，银行会更加愿意把资金借给央行而非向市场投放。

　　沈建光认为，货币政策效用递减的原因一是中国企业债务压力较大，二是以往企业信贷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三是实体经济投资项目回报率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亟待疏通。

　　宏观政策需要整体思维

　　刘尚希表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是宏观政策如何协调的问题，首先要厘清政策思维。“宽松还是减税，这不是一个选择题。”刘尚希表示，宏观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整体的政策思维，不能就单方面某一个政策考虑，不要陷入宽松还是减税的单边选择的逻辑陷阱中。

　　其次，刘尚希认为，还需要搞清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共同目标。“如果目标不清楚，就忙着去开处方，就是无的放矢，这样开出的处方，非但病没有治好，还会治出新的病。”

　　我国当下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增长；那么按照当前的形势，是否意味着宏观政策目标都要围绕稳增长？刘尚希认为，这一问题值得深思。从我们当前情况来看，靠稳增长是不是能够真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刘尚希表示，在诸多的“稳”的目标中，摆在首位的应当是就业。增长和就业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不同条件下是不一样的，从过去经验来看，稳增长未必能够稳就业。但是，从就业出发，稳了就业，那么增长是肯定的。

　　进一步而言，稳就业并非只是数量上的，国家需要解决的不仅是就业的充分性，还涉及就业的稳定性和平等性。稳就业要兼顾三个维度。“解决就业，同时也能带动增长，实现稳增长，不仅是一个政策问题，还涉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问题，都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稳增长。”刘尚希表示，货币政策能更多地在就业充分性上发挥作用，财政政策则更多地体现在就业的稳定性和平等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当围绕就业的三个维度，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

　　陈昌盛提出宏观政策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提出四个关键词：方向、协调、过渡期、空间。

　　首先，从方向上来看，目前中国GDP保持6.7左右的增速，并不是特别差，货币政策还没有到需要宽松的程度；从今年前8个月的数据看，就业、利润都表现不错，也不支持调整政策。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一场市场主导的去杠杆过程，但中国没有，中国反而是在快速加杠杆，如今问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政策所坚持的稳健中性的方向并没有问题。

　　从财政政策来看，应该是宽松调整，一方面政府花钱，比如通过增发债券；另一方面企业去花钱，比如减税。目前来看，政府花钱的效率很难说比企业高。因此从花钱的效率来讲，确实有减税的空间。

　　其次，所谓协调，陈昌盛指出，中国政策有五道金牌——去杠杆、严监管、控债务、控房价、强环保，要相互协调。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要协调，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也要协调好。第三，针对一系列改革，比如资管新规、社会保障的改革等问题，要设计好过渡期，避免产生大的冲击。最后，宏观政策要留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