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政部门数据，2017年减税9186亿元，比2016年增加3450亿元；2018年的减税目标是8000亿元，随着各项降税政策的陆续到位，今年减税目标达到10000亿元应该不在话下，中央的减税力度有目共睹。

　　再据8月13日财政部国库司公布的今年7月中国财政收支情况，各税种均呈两位数增长，其中资源税同比增长25.4%，个税同比增长20.6%。

　　不明就里的国人就看不懂了：不是说好减税的吗？这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是哪儿来的。

　　财政研究部门的专家也出来解释：降税是肯定降了。但降在哪儿了，专家们好像语焉不详，没有把大家说服。说不服，舆情就高涨。

　　舆情高涨证明国人纳税意识的觉醒，或纳税素养的提升，这也是公民重要的素养之一。各种涉税言论既是国人的正常诉求，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力。税收是涉及社会分配的大事，若没人关心那才是不正常。

　　笔者不揣浅陋，来说说降税为啥会“按下葫芦浮起瓢”。

　　先说降税。依据中央降税减费的精神，财政部门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确实是起到了降税的作用，比如增值税税率从17%下调到16%，你能说升了吗？肯定是降低了增值税。由降低税率等减税政策推算出来的减税额度，比如8000亿元，是一个“理论”额度，也是全国执行减税政策后“汇集”起来的一个预测数。其复杂性在于，这8000亿元减税到底体现在哪儿了，不好一一对应。在执行国家减税政策时，各地税务部门的执行力度是有差异的，这个力度主要跟各地的税源有关：税源丰沛的发达地区，比如江浙一带，会严格执行减税政策，甚至该收的也递延收取，以防征收指标增长过快“鞭打快牛”；税源紧张的西部地区，比如内蒙古、新疆，在执行减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当地财政的“等米下锅”，违规扩大征收范围的现象屡见不鲜。把这些“有增有减”的数据汇集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税收的发展指标，因为税收总量不减反增，只看这指标确实会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感觉。

　　再说增税。目前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的因素有三：

　　一是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像工资增加会增加个税一样，经济增长会直接拉升税收增长。

　　二是税控加强。这个企业最有体会。比如餐饮企业，营改增前，很多餐饮企业不开发票的收入都进了“小金库”，再通过其发放奖金、分红和部分工资，不但逃避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躲避了社保，偷逃率大于50%的情况很常见。现在在餐馆前台开票机上安装一个“狗”，连外卖餐盒的收入信息都能传到税务局，那就逃不了了。这增加了此前漏掉的那部分税款，应该是一块很大的增收。

　　三是查补收入。降低税率必定伴随稽查的升级。比如没安装“狗”之前的餐馆，不开票的收入没有纳税，现在查到你，肯定得按规定处理：先补交偷逃的税款，再来1-5倍的罚款，还有每天万分之五的滞纳金。这怎么算都不是个小数。

　　另外各地税务局还有一个重要的征收任务扛在肩头。财政收入指标下放到基层税务局去具体执行已不是什么秘密。一般情况下，每年的财政收入指标都会根据经济增长上调，各地税务局的征收指标也会依据实际情况调整。但一旦征收指标下达，就是当年税收政策发生了变化，这些征收指标在年度内也不会更改，即必须完成。所以一旦当年发布减税政策，各地税务机关因担心完不成征收指标，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一使劲，税收指标就可能窜上去。

　　从最终的税收增长指标看，征税动力是大于减税动力的，这就是“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主要原因。

　　最后说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减税政策力度大，税收指标增长还是快，说明确实存在问题。

　　比照各地税务局的征收指标，可以判断各地减税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凡是税收增长速度低于往年的，比如去年10%，今年10%以下，一般说明该地区减税政策落实的很好。

　　若是税收增长速度高于往年的，比如去年10%，今年20%，若当地有高速增长行业（会拉动税收大幅度增长），也不能说减税政策执行的不好；但若当地没有高速增长行业，那减税政策的执行可能出了问题，是真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把减征老张家的税款，转移到了老李家。

　　在地方财政收入趋紧的大环境下，表面执行减税政策但暗地转移税负的情况存在，也说明地方确有难处，但这个难处不能转嫁到企业头上，更不能让企业转嫁到员工头上。

　　所以，要调整两个比例，一是降低税率，调整国家和国民之间的分配比例（减税必须调减基层税务局的征收指标），让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二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比如中央跟西部地区的增值税分成从50：50调整到45：55；所得税分成从60：40调整到55：45，增加地方的财力。

　　实事求是地调整税收分配，让国民共享经济建设成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长远的政治任务。

　　（中国农业大学会计系副教授、中新经纬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