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为企业减负成为了焦点。多名政协委员晒出“经济账”，“喊话”政府部门，希望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中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多位地市领导则作出回应，表示将出台政策给企业降税费，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

　　最近，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困境与负担之重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热议。继“死亡税率论”与企业家曹德旺表示中国税负成本太高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亦向有关部门反映“我们国家税负高，特别是费用，光我们企业就有500多种费用，仅2016年1月到11月，就已交了4000多万元费用。”此言一出立即引爆舆论，财政部于18日回应指，娃哈哈提供了所属131家企业2013年以来曾发生过的缴费项目共533项，经核实，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其中，由于计算口径和国家收费目录清单公式的不一样，按照目录来算缴费项目应为212项，缴费金额7412.07万元。虽然还没有娃哈哈集团2016年的财务数据，但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近7500万元的缴费数额非常惊人。而且，企业和费用公示口径不一，无论是地方政府设立项目的问题还是企业记录的问题，都说明在费用的设立和执行过程中是非常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除了备受争议的“死亡税率”，企业肩膀上很重的一个隐性负担就是各种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企业税费的种类超过10种，包括附加税费、维护建设费、教育费附加、保障费、防洪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项目……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有很多设立费用的决定权，自由裁量的空间比授权立法的税收还要大很多，各种附加费都可能成为巧立名目来创收的手段，种类之多、管理之混乱让很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项目混杂其中，加上缺乏有效监管，就让各种费更容易成为隐藏的、不可控的企业负担。

　　各种费的出现本身就存在很强的时代原因，清费立税、减税降费一直是税费改革的核心思想。这些年来，也推出过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措施。在今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就提出要切实清理中介等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从而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1月5日，财政部负责人又表示，将研究新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为企业减负。然而，减税的措施推出了一茬又一茬，降费却收效甚微，一直说要清理政府现有的行政性收费项目，但即使按照上述中央的公示清单，娃哈哈2015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是高达26项，其中有多少实在不可减免的必要收费，不得而知。

　　由于税收部分归中央而费是归地方政府的，因而各种费一直是地方政府不愿放弃的“肥肉”。而在央地财事权不匹配的状况下，“营改增”让地方税种变为了中央、地方共享税，影响了地方财源，加之近年来经济低迷让财源整体缩水，更增加了征费动力。2012年-2015年，我国非税收入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收入年均增长7.5%，非税收入增速两倍于税收增速，各种收费正属于非税收入的范畴，可以从侧面看出征费之重。由于收费比征税更缺乏标准和法律约束，行政权力有着更大的“任性”空间，在经济低迷钱袋子收紧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税不够、费来凑”的现象，乱收费甚至乱摊派都会加剧，成为创收重要领地而沦为压死企业的“隐性负担”，诸多降费措施很难在基层落实，也与此有关。而这样的举动，只会让经济与政府财源都陷入恶性循环，无异于饮鸩止渴。

　　费是比税更隐蔽的“企业杀手”，2017年税费改革，要减税更要降费。彻底整理征费清单、清理不必要的收费，不应停留在纸面上。深化“费改税”改革与全面减税，应如利剑一般刺破当前财税乱象的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