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减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基本活力，或是化解和消减系统性社会风险的根本目标和举措。

　　“稳定税负”是过去三年多来中国财税改革的指导思想，意味着财税改革不能以“增加税负”或“降低税负”为目标。

　　然而，当“营改增”宣称已经减税5000多亿，减费1000多亿元之后，特别是拟议中的增值税四挡税率简并且降低税率的改革，无疑都宣告了“稳定税负”改革思路的暂别。逻辑上，如果继续固守“稳定税负”的改革思路，或难免刻舟求剑的迂腐，或成为压抑、摧残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罪魁祸首，从而贻误财税改革的历史性机遇。

　　事实上，今年7月，中央已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对中国财税改革进行了战略性调整，要求以“降低宏观税负”作为下阶段财税改革的目标导向。对此变化，我们应有足够敏感与重视。

　　毋庸置疑，最高决策层做出降低宏观税负的调整，其前提和根据是对中国宏观税负偏高的判断与认定。

　　遗憾的是，财税学界至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依然囿于宏观税负高低之口水游戏。既枉顾中国宏观税负已经不低的事实（至少超过了世界平均税负），玩着文字的捉迷藏游戏，同时也无视客观经济环境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而那些主张中国宏观税负不高者，多是根据公信力早已式微之统计部门的数据，其内在逻辑是在告诉社会，政府征税还有空间，政府的支出刚需还可以继续通过税费的挖潜得以满足。同理，主张宏观税负已经较高者，多是根据调研取得的第一手数据，其目的在于敦促政府及时降税减负，告诫政府要过“紧日子”，以便帮助企业度过宏观经济形势严峻的艰难时期，为中国经济保留一些可持续发展的火种与生机。

　　就世界潮流而言，减税也是任何一个国家谋求经济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抉择。现实的纠结则在于，如果美国拟任新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减税政策——美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5%——落地的话，肯定会对世界经济，包括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压力与挑战，不可小觑。即是说，仅此而言，中国也应尽快告别“稳定税负”的改革思路，接受宏观税负必须降低的现实，主动落实降低宏观税负的战略新决策，防范系统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当然，从企业的现实生存境遇而言，更期待尽快告别“稳定税负”的改革思路，坚决落实降低宏观税负的新决策。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已经持续时间不短了，不仅国企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民营企业更是举步维艰，税负、费负沉重，税痛加剧。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与经营状况特别尴尬和艰难，同样亟待国家降低税负、费负的新决策从速贯彻落实。

　　必须强调的是，伴随“营改增”改革任务的全面完成，所有企业将会逐步全面纳入增值税监管系统。特别是“金税三期”的上线，会使税务机关的涉税信息搜集、监管、使用能力大幅提升，更会使税务机关对增值税发票使用信息的监管水平大幅提升。而各地相继建立的“打虚办”（打击增值税发票虚开）、“预警团”（增值税发票预警管理团队）等机构，逻辑上也会加大实时监控与打击力度，使那些曾经通过逃税求生存的企业，不得不面临关门或歇业的命运。

　　固然，税负、费负轻重不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唯一要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税负、费负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对那些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微企业而言，税负、费负将成为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或唯一因素，更是亟待通过大面积的税收赦免及优惠政策减负救助，放养放生。

　　坦率地说，对于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宏观经济形势低迷期、社会矛盾与冲突多发期、纳税人权利意识高涨期的中国，通过减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基本活力，或是化解和消减系统性社会风险的根本目标和举措。

　　总之，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亟待降税、减费，中国宏观经济现实压力亟待降低宏观税负。尽快降低宏观税负或是帮扶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助推中国经济走出泥淖的重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