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现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同时，他作为第七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2008年5月至2012年5月，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在经济转型当中，房地产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最近调控频出，黄金周变成了调控周，国务院和一行三会表示严厉打击首付贷，《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那么在稳货币、降杠杆和调结构的进程中，房地产充当怎样的角色？林毅夫在接受《首席对策》专访中认为：“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但同时就像企业的高杠杆一样，价格出现泡沫以后，泡沫破灭会变成系统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出台的这些政策，会抑制需求，价格的上涨幅度应该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快，同时应该加大土地的供给，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拍卖的方式把上涨的价格变成政府的财政，用来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中国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但也可以用政府未来的税收把它提前转换成政府的债务，花政府的基础设施的公债来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 降杠杆必须用市场化的原则，政府不应该兜底，否则是把企业的债转成政府的债，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

　　房市走势未卜，而资本外流形势日趋严峻，9月外储数据显示资本外流加剧，人民币汇率承压不小，美联储于12月加息的呼声甚高，在房价和汇率双重掣肘下，未来货币宽松是否还有空间？林毅夫在专访中表示：不应该再宽松了，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如果降低利率以后，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房地产或者股市的泡沫，不见得去搞投资。降税确实有空间，因为我们税收相对是高的，但除了降税之外，还有很多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很大程度上必须靠政府，即使用PPP的方式，公司一起来投资的方式，也必须有政府的钱投进去，企业的钱才愿意投进去。

　　此外，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存废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从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产业政策似乎起到了助力增长的作用，但也被认为阻碍了市场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一方面，政府垄断了资源，去赌哪个产业会引爆经济增长点，势必造成资源浪费，但另一方面，创新以及产业升级又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当问到这个问题，林毅夫强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有很多问题要改。产能过剩，主要是经济周期的原因，因为钢铁部门是上游产业，如果在经济周期波动当中，投资减少了，它就会变成产能过剩。”

　　以下为专访实录：

　　一财：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中，既提出了“统筹协调原则”、又提出了“市场化原则”，明确了政府不兜底。您认为该意见是否体现了您关于“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的观点，能够达到去杠杆的预想效果么？

　　林毅夫：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总的来讲，如果企业的杠杆率太高的话，可能有引发局部性的系统风险的可能，对我们经济的伤害会比较大，所以政府对企业杠杆率太高，这是应该高度关注的，应该是未雨绸缪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是必须用市场化的原则，政府不应该兜底，要不然只不过就是把企业的债转成政府的债，或者把不好的企业的债转成比较好的企业的债，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我想总的来讲，目前提出的政策原则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的。这个改革的方向当然是要根据各个地方、各个企业的实际状况来推进的。总的来讲，我想政府是因势利导，但是基本上还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

　　一财：在经济转型当中，房地产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最近调控频出，国务院和一行三会严厉打击首付贷，您认为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能够短期之内使房价降温吗？《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那么在经济转型中，房地产应当充当怎样的角色？

　　林毅夫：我想房地产也是一个要高度关注的产业，总的来讲，我们还在城镇化过程，农民要进城总是要住房。总的来讲，我们的收入水平还不断在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每个人住房的面积、住房的质量要提高。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房地产肯定是我们的支柱产业。但同时就像企业的高杠杆一样，很多国家出现了房地产的价格出现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可能变成系统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对房地产也必须是高度关注的。但出台的这些政策，我想对需求会有所抑制，从理论分析来讲，既然需求受到抑制，价格的上涨幅度应该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但是会不会下降，或者下降多少，这个我说不清楚。

　　一财：都知道要一城一策，因地制宜，除了需求方面，土地供给端的问题可能更大，卖土地跟地方土地财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房屋需求受到楼市新政抑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势必受到冲击。而对于实现G20会议上提出的财政加码政策主张，土地财政作为源头活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您认为这一矛盾应如何得到解决？

　　林毅夫：这里面也是要讨论的，确实我们土地财政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土地扮演的，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不少的正面作用，比如说比较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好多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钱相当大程度就来自于政府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为什么能够筹集不少钱呢？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土地的价格会上涨，政府利用土地拍卖的方式把上涨的价格变成政府的财政，用来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应该讲在中国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政府的财政来源也不只是土地财政，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用土地财政之外，也可以用政府未来的税收把它提前转换成政府的债务，花政府的基础设施的公债来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我想这里面有很多政策手段可以用，应该因时因地制宜。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一方面，房地产如果说有比较大的需求，当然也应该增加土地的供给。但如果说在房地产的需求相对比较疲软的时候，那种状况之下，地方的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花地方政府的公共设施建设的公债，将来建设好了以后，基础设施改善了，经济增长了，贫穷消除了，将来经济增长率提高了，政府的财政税收就会增加，从未来财政税收的增加来还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债，这也是一种途径。

　　一财：近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在坚守多日后，跌破6.75关口。您认为人民币此轮下跌是否与楼市限购有关？张五常教授认为人民币贬值了，又出不去，所以推高了房价，您赞同么？

　　林毅夫：我看不完全是吧，因为人民币贬值的原因，一方面是欧元贬值，日元贬值，相对来讲，美元就升值，现在人民币的汇率是盯住一揽子货币，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美元相对于欧元、英镑、日元在升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相对于美元贬值，这才是盯住一揽子货币的内涵。

　　一财：近期，您和张维迎教授关于产业政策存废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从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产业政策似乎起到了助力增长的作用，但也被认为阻碍了市场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一方面，政府垄断了资源，产能过剩造成了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创新以及产业升级又离不开政府的引导，首席 林毅夫：我们有产能过剩，这是事实，比如说我们现在产能过剩最厉害的钢铁部门，我们现在产能利用率大概65%，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也只有67%，韩国的钢铁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也就比60多一点，同样是有产能过剩，我想这主要还是经济周期的原因，因为钢铁部门是上游产业，如果在经济周期波动当中，投资减少了，它就会变成产能过剩。但是如果说投资增加了，经济复苏，它其实产能就会相当紧张。这是这种资本投入很大，规模很大，投资周期很长的这些基础产业的一个共同特性，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今天的报告都是觉得应该对症下药。确实，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有很多问题要改，但是对当前我们经济的趋势，不断下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要搞清楚，要是不对症下药的话，可能把问题会弄的更难解决。

　　一财：背后的原因是不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了很多问题？

　　林毅夫：我们确实有结构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样是面临国际的经济下滑，2008年的那一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所引起的周期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比如说像产能过剩，有相当大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我们国内有一个观点是是把稳增长跟调结构当做两张皮，认为调结构就不应该去做稳增长，认为稳增长就是反对调结构。今天在报告里面，我也仔细解释了一下，其实这两个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你在面临国际下滑的周期的时候，你当然必须采取稳增长的措施，稳增长是扩大国内需求，国内需求两块，一个是投资需求，一个是消费需求。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现在在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这些建材部门有相当大的产能过剩的状况之下，但我们产业升级的空间还挺多的，我们基础设施还有很多瓶颈，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不足，我们还有环保方面要去投资，还有城镇化要去投资，好的投资机会很多，这些投资的回报都很高，不管是经济回报、社会回报都很高。另外，我们投资的资源也相对多，这些要投资的都是我们短板部门，都是我们结构性改革的部门。

　　一财：到底投资在什么行业赚钱，哪些投资有效益？是市场说了算还是政府说了算？

　　林毅夫：这个不是说市场试错，比如说我们城市内部里面有基础设施的瓶颈，市场已经告诉你了，你为什么不往那边去投资呢？我们每年进口1.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那是我们国内自己不能生产的，现在我们资本相对多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在失掉比较优势，我们要产业升级，那不就是市场告诉我们了吗？再来，环保有很多瓶颈，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环保上面应该要投资吗？

　　一财：还有发展绿色金融。

　　林毅夫：就是啊，这些并不是所谓政府指导吧？这些都是要投资的，但是只要去投资这边，有很多企业客户，像外部性的问题，政府是因势利导的，不是政府主导，所以我想不要简单地认为只要政府做那就是干预，其实很多政府良性的让市场更有效而已。

　　一财：房市走势未卜，而资本外流形势日趋严峻，9月外储数据显示资本外流加剧，人民币汇率承压不小，美联储加息的呼声加大，您认为在房价和汇率双重掣肘下，未来货币宽松是否还有空间？

　　林毅夫：相对来讲，我是同意我们货币政策要稳健，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一点，因为几个方面：首先，货币政策如果宽松的话，它的资金流到哪边去比较难控制，也不知道，你降低利率以后，很可能会进入到股票市场，很可能会进入到房地产市场造成股票市场泡沫，房地产市场可能有泡沫，它不见得去搞投资。美国、欧洲就是很明显，它现在推行的是负利率，日本也是这样，美国也接近负利率，但它大部分的钱都跑到股票市场去了，像这些发达国家实体经济都没恢复，股票市场都比2008年危机之前的价格都高，明显有泡沫。利率那么低，实体经济的投资都没增加，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相对低的。在那种状况之下，我想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另外，我们可以投资的领域多，我们的财政状况相对是好的，在那种状况之下，当然积极财政政策能扮演的角色就会更大一点。

　　一财：央行的专家普遍认为降税优于降息，现在民间投资下行，降息会使企业更加持币观望，结合营改增，您认为降税还有多大空间？

　　林毅夫：我觉得降税确实有空间，因为我们税收相对是高的，降税是有空间的。但除了降税之外，还有很多投资领域，包括政府可以投资的地方，包括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当大的程度必须靠政府，即使用PPP的方式，公司一起来投资的方式，也必须有政府的钱投进去，企业的钱才愿意投进去。环保方面有相当多的是政府的责任，在城镇化过程当中，也有相当多的是政府的责任。实际上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来做投资是最好的机会，比如说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份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就特别强调说现在，也就是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时候，是做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时候。

　　林毅夫：我觉得降税确实有空间，因为我们税收相对是高的，降税是有空间的。但除了降税之外，还有很多投资领域，包括政府可以投资的地方，包括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当大的程度必须靠政府，即使用PPP的方式，公司一起来投资的方式，也必须有政府的钱投进去，企业的钱才愿意投进去。环保方面有相当多的是政府的责任，在城镇化过程当中，也有相当多的是政府的责任。实际上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来做投资是最好的机会，比如说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份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就特别强调说现在，也就是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时候，是做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