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印度上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为印度在全境实施统一的GST税制扫平了最大障碍。按莫迪政府的计划，新税制有望于2017年4月出台，这意味着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实行的分散的间接税将被废除，而这个对该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或许将改写印度的经济版图。

　　一条走了十几年的改革路

　　GST全名为货物和劳务税（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是一种只针对消费环节征税的间接税，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此类税制通常被称销售税或消费税。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已经存在了60多年，其中，消费税、关税和销售税等流转税是间接税的主要来源，尤其是1957年开征的销售税，因税基较宽，一直构成间接税的主要税种（收入占间接税税收的35%左右）。此外，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各邦都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及部分课税权力，因此，无论是消费税还是销售税，都有中央和地方两个征税主体。

　　以销售税为例，商品跨邦销售的销售税是由中央征收，称为中央销售税，而商品在各邦领域内销售，则由各邦负责征收销售税，各邦可以给予税收优惠。然而，这种架构直接导致印度国内销售税税基、税率和征管不统一，税务部门被赋予了很大自由裁量权，长此以往便形成了税收秩序的低效、混乱与腐败。同时，印度的各种间接税从生产到销售的各环节存在重复征税现象，税负最终都被转嫁给商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形成了很高的实际税率，助长了黑市和逃税之风。

　　20世纪80年代，为给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税务环境，理顺错位的间接税结构，拉吉夫政府试图通过引入单一、简明的增值税取代多个流转税种，并将消费税中一部分转为有限度的增值税，但仍有中央增值税和地方增值税的划分。

　　20世纪90年代，拉奥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然而，主要从调整税种结构入手的改革并未触及深层矛盾，如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关系就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不过，此期间引入的服务税使流转税制得到完善，为今后实施更为成熟的GST打下了基础。

　　进入21世纪，印度流转税的弊端越发凸显，各邦实际税率与征管方式的不同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2000年，时任总理瓦杰帕伊领导下的政府开始讨论GST改革，尝试将各地分散的销售税改造为全国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但长久以来，销售税已成为印度各级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来自地方的巨大阻力使联邦政府只能无功而返。

　　此后，作为印度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辛格曾在将近10年的任期内数度规划GST，以便简化中央和地方复杂的税务体系，也未能取得成功。

　　2014年5月底，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上台。仅仅过了半年，他便提出一项旨在为实施GST扫清道路的宪法修正案。去年，执政的人民党凭借多数议席使修正案获得下议院通过。面对仅占少数席位的上议院，莫迪开始寻找盟友支持。2015年底，由印度前总理辛格安排，莫迪与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专门为推动GST而坐下来“喝茶”，提振了外界对于修正案通过的信心。

　　2016年8月，GST草案终在联邦立法层面获得通过，议会修改了印度宪法的部分条款，使得原先不能由邦这一级来征收的劳务税改为了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从而解决了GST改革“违宪”这一最大问题。

　　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势所趋

　　当然，所有进行不下去的改革都有类似的原因，即遭到利益受损方的强烈抵制。因此，这回GST若能成功得以实施，那一定是莫迪政府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然而，除此之外，印度时局究竟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使得同一政策获得了不同的结局呢？

　　首先，是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抬高了GST的呼声。本届政府上台之际，印度经济正遭遇急剧的通胀和巨额财政赤字，前景不再像之前那样喜人。莫迪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印度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民众对莫迪政府是寄予改革期望的。而与此同时，经济专家测算，GST能将间接税综合税率降低4个~5个百分点，有效降低商品交易门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其次，国际社会主要投资者开始表达对印度缓慢改革进程的不满。除来自各国的企业家纷纷对印度目前复杂的税收体制怨声载道外，像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府以及国际组织，近期也曾公开呼吁印度政府简化税制，改善投资环境。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更是指出，印度若要获得正面的评级展望，还需在未来两年内展示出更多的改革动能。

　　再次，持续存在的公共财政压力坚定了中央政府的决心。现任总理莫迪任前曾在古吉拉特邦执政12年，一直坚决反对GST。如今迫于联邦政府财政的紧张局面，他的态度发生逆转。考虑到莫迪上任第一年便履行誓言，将印度财政赤字在GDP中占比从4.5%削减到4.1%，今年又下降到3.9%，并确立了2017财年降至3.5%以下的雄心壮志，这些无疑使得他增加联邦财政收入的压力剧增，而GST则被认为是能够为印度财政提供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其中，莫迪的个人能量也不容忽视。正如印度媒体一度用“莫迪效应”所概括的那样，这位领导人刚上任便以相对清廉、高效、果断的形象在印度国内的官僚体系中刮起“新风”，他在治理和提高政府效率方面投入了尤为多的气力。

　　最后，反对党的合作意向为GST的落地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局面。一是曾经力推GST的辛格政府就是由国大党组政，所以如今其虽为在野党，但反对GST的原始动机并不强烈。而且，由于GST在消费端征税，料想其开征后将在短期内推高通胀水平，这或许会对莫迪政府在2019年的连任选举不利，从争取选票考虑，国大党亦有动力支持GST。二是不排除有反对党正在利用这一经济改革实现政治目的，它们要求以议员席位来换取草案通过。

　　凡此种种，再加上一件事情十几年未果而积累的那种“势能”，GST的呼之欲出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堆悬而未决的待定问题

　　然而不要忘记的是，方向明确并不代表能始终坚定不渝，因为改革进程中可能碰到反对，要想克服阻碍，必然离不开另一要素，那就是：适当的妥协。在GST问题上，莫迪政府的让步就起了关键作用，当然，这也为日后留下了成堆的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最大问题是：GST并非一项单纯的经济改革，还涉及中央与地方新的财权划分。如果说到“分”，按莫迪草案计划，被取消独立征税权力的邦政府以及联邦政府，在GST中获得股份，从而分配到相应的税收利益。这相当于把印度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税收利益，统一到一个合资公司中，之后大家根据股权获得分红。GST之外，还会成立独立的争端解决机构DSA，当地方与中央在GST中分配利益有争端时，由DSA从中协调。但若说到GST所主张的“全国一盘棋”，那么还就必须考虑中央要兼顾不同地区的现实需求给予税收损失补偿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销售税是向生产商征收的，而GST将向最终消费者征税。因此，货物和劳务税实施之后，GST的收入将更多流入那些消费商品和服务的邦，而不是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邦，制造业发达的邦的利益将会受损。如制造业、服务业和高科技重镇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可能损失最为惨重。

　　对此，有一些邦提出，要求给予“产出大”的邦基于GST之上1%的补偿，但这就意味着，产品在实际消费的邦还需上税，很可能造成税收叠加。然后又有消息称，政府或将放弃额外征收1%“制造业税”的要求，同意在GST实施前5年内对地方各邦给予财政补偿。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称莫迪政府为了平衡各邦利益，提出在GST实施的最初5年中，允许地方政府单独征收石油和酒类的消费税，也就是说，各邦主要税收来源之一——石油产品，可能不被列入征收GST的范畴。

　　对于以上让步，有专家表示，这些补偿以及其他减免，都将让GST的有效性打折扣。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法案已获得通过，中央政府和各邦能否完全贯彻实施新的税制还有待观察。总之，在正式法案尚未出台之前，一切都还在博弈中。

　　当然了，此时的印度，也绝非一片欢呼。如印度网络及移动通信协会日前就发表一篇声明，给了GST“迎头一击”。在他们看来，GST是一种很落后的监管手段，并没有理解数字经济的实质。例如，在GST现存服务条目下，“广告和在线信息服务，在线信息和数据库访问，网络电信服务和电信服务”被认为是不相干的服务类别，但“电子信箱、语音信箱、数据服务、音频文本服务、视频文字服务、无线寻呼和移动电话服务”却又被一股脑归入“电信业务”项下，甚至没提“信息技术”的事儿。最重要的是，任何争议只能基于官方认可的具体规定来解决，涉及具体征税，这些歧义只会为互联网产业增加灾难。因此，GST这种手段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政策，与政府正在推动的“数字印度”国家战略简直是背道而驰。

　　或许，与此前的政治博弈相比，这才正是莫迪政府最大的麻烦。如何站在历史交汇点，从复杂国情出发，尽可能完善技术层面，从现有税制过渡到GST框架，将是对印度所有经济及监管部门的一大挑战。（郭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