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试金石，财政政策可以积极，但不应该增加居民和企业的纳税负担，应保证全社会的税负是下降的。

　　近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报告了2015年中央决算情况，去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267.19亿元，为预算的100.1%，同比增长7%，是近十几年少见的决算数与预算数基本一致的情况。

　　近十几年以来，中国的公共财政收入规模快速上升，尽管每年两会公布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速一般在8%左右，但实际增速往往要超过8%，甚至超过25%，是同期GDP增速的2倍以上。增速长期快于GDP的财政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社保等预算的规模扩张，使得中国宽口径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目前已接近40%.纳税人之所以同意政府征税是因为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品，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也需要通过政府进行再分配，防止出现过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

　　但创造财富是居民和企业的事情。居民和企业生产出来的财富过大的比例通过政府进行再分配，会损伤居民和企业创造财富的热情，抑制经济增长的潜力，继而也抑制了财政收入增长的潜力，这就是今天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原因。

　　经济衰退的时候，要刺激经济就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投资、财政补贴规模是政府主动为之，是积极政府的举措。只是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只局限于积极、有为的政府，而忽视了减税的角色和作用。从舆论口径来看，决策层非常重视减税，今年5月1日全面推进“营改增”的初衷就是减税，财政部也多次提出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增强企业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财政收入的增速并不慢。6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6.988万亿，同比增长8.3%.从年初的财政预算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仍然为正，定在3%.现在的财政收入增长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

　　减税可以看成积极财政政策的试金石。财政政策可以积极，但不应该增加居民和企业的纳税负担，应该保证全社会的税负是下降的。在这个前提下，增加的财政支出可以通过政府负债的方式完成，由于政府负债能力受到评级等因素的约束，财政负债支出的规模不会无序增长，不仅可以迫使财政支出提高效率，也可以约束过快的财政支出挤出民间投资。今年1-5月民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累计同比增长仅有3.9%，值得我们警惕财政支出扩张的负作用。

　　减税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财政支出规模的缩减。只有限制住财政支出规模，才能从根本上抑制住机关人事编制和项目支出螺旋交替增长的趋势；只有政府先瘦身，才有可能不再因人设事，行政审批才会少一些，才有可能实现李克强总理要求的“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进一步消除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障碍”。